一、拥有美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最多的前21所大学（论文文献综述）
李阳[1]（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周红芳[2]（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坤[3]（2020）在《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文中指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国际工程教育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不断迭代创新,新工科成为在内涵意义上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最前沿和新方向。系统深入推进新工科教育,是一项需要协同历史与当代、国际与国内、教育内外部等诸般关系的复杂治理课题。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着眼于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立足于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现状和关键问题,将现代治理理论引入新工科教育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行政）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等,综合运用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立体式对全球范围内的工程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深刻剖析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对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逐一进行分析,提出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划分的基本维度与标准。基于质性研究的新工科教育治理宏中观理论建构、量化研究的新工科教育治理案例考察分析,构建了未来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基本框架。主要工作内容和结论如下:1.建构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框架,揭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基于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地建构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混合动力模型,提出价值结构、治理主体、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等共同推动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框架是结构层面的边界安排,体系是其在功能上的集合和体现,二者最终通过治理模式发挥治理效能。2.明晰了新工科教育的“名实之辩”,提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及其理论模型。提出新工科教育是工程教育的“新范式”,其内涵、内容比名字和时间更重要,解答理论困惑。明确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是一个意义系统,是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元问题,其价值内核是“与未来合作”。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与外部的互动关系。3.划定了“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行动框架,构建了各主体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关系互动模式。为破解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实践难题,明确了包括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社会力量（企业）等在内的新工科教育治理主体体系构成,明确了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各主体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关系互动模式。4.提出了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划分的基本维度标准,明确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独特的治理特征和国际地位。以全球内涵意义上实质等效的“新工科运动”为背景,提出价值理念、培养模式、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划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四维度标准。基于此,系统界定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界定为世界新工科教育治理四大体系之一。5.提取了新工科教育“教”与“学”两侧的关键治理要素,构建了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府主导—科教自主—产业驱动”模式。建构了信息增益IG、对称不确定性SU、信息增益比GR、卡方独立性检验、线性支持向量机SVM特征选择系列模型,提取到以家国情怀为引领的新工科师资能力框架要素和以道德伦理立基的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素养框架要素,构建了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府主导—科教自主—产业驱动”模式并呈现为“三五四二”框架。以上研究,从理论上明晰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为未来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建构提供了基本向度和理论框架;从实践上为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找到了基本支撑点和实施路径。
李肖婧[4]（2019）在《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伴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产业的出现,工程活动的复杂性、规模性和不确定性均处于前所未有的状态,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体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工程体验”的本质在于通过个体与客观工程环境的互动促进个体的反思,加强个体对工程专业实践的认知,形成工程专业实践所必需的技能和态度。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本科工程教育界已率先做出改革以增强“工程体验”的地位。相较而言,我国本科工程教育尚未形成该项意识,现行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一味重视对显性的理论知识的检验和初步应用,却弱化对隐性的专业实践技能与态度的培养,现状亟待改变。基于此,探讨“本科工程教育应如何开展‘工程体验’以培养符合21世纪工程发展需求的未来工程师”成为亟需学科探讨和解决的复杂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该问题给予系统性考量,亦未深入应用有效理论以指导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与理论诉求,本研究以“如何构建并运行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简称体验模式）,从而强化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地位与实施效果,进而培养出符合21世纪工程发展所需的未来工程师?”为核心研究问题,并由此展开4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1）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要素识别;（2）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维度识别;（3）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4）我国情境下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运行对策。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指导,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方法指导,通过充分的文献阅读、案例分析、专家访谈、同行专家研讨,结合问卷调查等方法,借助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手段,开展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形成如下四项结论:（1）全面解析21世纪工程背景下“工程体验”的概念内涵,提出“工程体验”的本质,并指出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范围界定标准为:是否涉及亲身经历、是否涉及理论知识应用或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是否帮助学生认识工程专业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工程体验”的广义范畴和核心范畴。21世纪工程背景下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趋势是:一方面朝着系统性组织各类工程体验活动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聚焦于工程体验活动本身的完整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多样性,重视那些属于工程体验核心范畴的体验活动。（2）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指导,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方法指导,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分析框架,包括三大子系统（目标子系统、过程子系统、支撑子系统）、六项维度（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学习评价、师资队伍、支撑环境）、三组关系（模式构成维度间结构关系、体验模式与整体工程教育间的相互联系、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3）通过文献识别、案例补充、同行专家研讨、实证检验,最终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所包含的36个构成要素,以构成要素特征命名体验模式的六大构成维度——聚焦工程技能和态度的培养目标、综合集成的课程体系、学生主导的教学方法、多元严谨的学习评价、经验导向的师资队伍、全面协同的支撑环境,并验证通过六大构成维度与工程体验成效间的正相关关系。（4）综合体验模式的构成要素、构成维度以及结构关系,构建形成完整的体验模式,并运用隐性知识观和体验式学习观,深入本科工程教育的具体情境,探析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内在特征:中介性、交互性、协同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构建以指导我国本科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与优化,具体理论贡献包括:（1）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视角,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指导方法,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分析框架;（2）基于文献、案例和实证检验,识别体验模式的构成要素与构成维度;（3）构建完整的工程体验教育模式并深入挖掘体验模式的内在特征。除上述理论贡献外,本研究进一步联系实际,深入我国本科工程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面向政府、产业、社会机构、工科院校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参与主体,从（1）知行结合,强化工程体验作用;（2）顶层设计,重塑工程体验课程;（3）多管齐下,提升学生主体地位;（4）合理评聘,优化师资队伍质量;（5）内外联动,规范校企合作过程;（6）全面整合,打造教学创新环境等六方面提出了确保体验模式运行的对策建议。
别敦荣,亢萌[5]（2019）在《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迅速,政府持续推动、大学自发行动和市场开拓驱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主要动力来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不同阶段,政府、大学和市场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种力量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即计划模式、计划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21世纪以来,在市场主导模式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与世界高等教育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的关键在于开放和包容,只有开放包容、携手共进,才能实现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别敦荣,亢萌[6]（2019）在《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迅速,政府持续推动、大学自发行动和市场开拓驱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主要动力来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不同阶段,政府、大学和市场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种力量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即计划模式、计划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新世纪以来,在市场主导模式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与世界高等教育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的关键在于开放和包容,只有开放包容、携手共进,才能实现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常桐善[7]（2019）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几乎是世界各国外国研究生、访问学者、短期访问团队最多的来源国家,在2016年成为发表科学和技术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另外,中国高校进入全球大学排名百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国高校聘用的教师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除此之外,中国在过去几年实施的"一带一路"和"双一流"等项目对中国提升其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许多管理绩效和教育质量方面的挑战。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高等教育不仅难以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恐怕践行质量内涵式发展的计划也会陷入瓶颈。
刘欣[8]（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认为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罗发龙[9]（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杨芳娟[10]（2016）在《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充分发挥高端科技人才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伴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到来,全球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规模日益增大,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端科技人才成为世界各国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为充分发挥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国实施开放的国际化人才政策和机制,全方位推进高端科技人才的国际化建设。进入21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和多样化的人才流动格局,我国将吸引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升级为国家战略,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相互衔接的国际化人才引进格局。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重点关注中国高端科技人才,选取中国高被引学者和千人计划创业人才作为科学研究人才和技术创新人才的典型代表,综合使用科技人才政策分析、科研履历分析、科学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的研究,试图回答: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态势如何?呈现怎样的流动特征和模式?我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对于科技发展有哪些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如何引进和用好高端科技人才?等问题,为我国制定高端科技人才国际化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的分析框架首先,梳理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方法;其次,界定高端科技人才的概念,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动因、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最后,从跨国流动模式和跨国流动影响2个维度,构建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2）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现状及模式分析首先分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现状和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发展情况,其次回顾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发展历程及政策演变,并重点关注中国政府资助高端科技人才“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情况,最后,选取中国高被引学者为中国高端科学研究人才的典型代表,基于履历分析方法回答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总体特征,并从流动形式和阶段、流动方向和规模、流动频次和时间等视角分析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3）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与国际科学合作网络基于论文合着关系,以中国高被引学者为研究单元,构建高被引学者国际合着论文数据库,利用科学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高被引学者的国际合着论文产出情况和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特征,并从国别、学科、基金资助以及主导-从属关系等视角分析高被引学者的国际科学合作模式。（4）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测度以中国高被引学者为研究样本,首先调研了科研人员跨国流动与国际科学合作和科研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提出了科研人员跨国流动对国际科学合作和科研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假设,通过样本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度跨国流动模式对国际科学合作和科研生产力的影响。（5）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测度重点关注海外高端科技人才跨国创业,选取千人计划创业人才为技术创新人才的典型代表,总结创业千人及其企业的发展特征,结合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独有的优势和特征,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系统回答创业千人的跨国流动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的吸引和使用情况,发现了我国在引进和用好高端科技人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信息服务平台缺乏、引才制度滞后、政策同质化严重、创新创业环境需进一步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从战略部署、政策实施、环境营造等多个层次提出了吸引和有效发挥高端科技人才作用的政策建议。
二、拥有美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最多的前21所大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拥有美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最多的前21所大学（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大变局中的全球工程教育新态势与新挑战 |
| 1.1.2 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阶段与新工科教育发展坐标 |
| 1.1.3 新工科教育治理命题的提出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新工科教育的“名实之辩” |
| 2.1.2 新工科教育概念的再厘定 |
| 2.1.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概念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行政)理论 |
| 2.2.3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
| 2.2.4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新工科教育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3.2 国内新工科教育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3.3 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理论框架建构 |
| 3.1 新工科教育治理理论框架建构的方法与样本 |
| 3.1.1 样本选取 |
| 3.1.2 资料收集 |
| 3.1.3 资料分析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工科教育治理混合动力模型建构 |
| 3.2.1 新工科教育治理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
| 3.2.2 新工科教育治理轴心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
| 3.2.3 新工科教育治理核心类属的确定与混合动力模型建构 |
| 3.2.4 信效度检验 |
| 3.3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工科教育治理基本框架建构 |
| 3.3.1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 |
| 3.3.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 |
| 3.3.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类型特征 |
| 3.3.4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模式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 |
| 4.1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概念与内涵 |
| 4.1.1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内涵 |
| 4.1.2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意义 |
| 4.2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要素解析 |
| 4.2.1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
| 4.2.2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
| 4.2.3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
| 4.2.4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 |
| 4.2.5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 |
| 4.3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模型与互动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 |
| 5.1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策逻辑 |
| 5.1.1 政府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中的主导地位 |
| 5.1.2 政府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知识逻辑 |
| 5.2.1 高校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中的基本主体地位 |
| 5.2.2 高校的类型层次划分及其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 |
| 5.3.1 社会力量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 |
| 5.3.2 社会力量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4 新工科教育治理主体体系的基本构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 |
| 6.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案例分析的整体设计 |
| 6.1.1 研究的基本假设 |
| 6.1.2 实证案例的选取 |
| 6.1.3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结构 |
| 6.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特征选择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2.1 信息增益IG特征选择模型 |
| 6.2.2 对称不确定性SU特征选择模型 |
| 6.2.3 信息增益比GR特征选择模型 |
| 6.2.4 卡方独立性检验特征选择模型 |
| 6.2.5 线性支持向量机SVM特征选择模型 |
| 6.3 问卷实施过程与信效度检验 |
| 6.3.1 问卷调查实施与分析过程 |
| 6.3.2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分析 |
| 6.4 问卷数据分析讨论与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特征选择 |
| 6.4.1 样本数据基本信息分析 |
| 6.4.2 新工科教育治理总体认知情况分析 |
| 6.4.3 新工科教育治理宏观成效分析 |
| 6.4.4 新工科师资能力框架及其治理要素提取 |
| 6.4.5 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素养及其治理要素提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全球坐标与中国情境 |
| 7.1.1 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类型特征划分的维度与标准 |
| 7.1.2 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 |
| 7.1.3 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场域情境 |
| 7.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框架性建构 |
| 7.2.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优化维度 |
| 7.2.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制度架构 |
| 7.2.3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治理规范 |
| 7.2.4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差异化梯度式推进 |
| 7.3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中的多重关系调适机制 |
| 7.3.1 构建政府与高校的“互信互律”关系调适机制 |
| 7.3.2 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建共治”关系调适机制 |
| 7.3.3 构建高校与社会的“互通双赢”关系调适机制 |
| 7.4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路径选择 |
| 7.4.1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功能定位 |
| 7.4.2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行动框架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
| 致谢 |
（4）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现实背景 |
| 1.1.1 21世纪工程发展和工程师培养的迫切需求 |
| 1.1.2 国外本科工程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 |
| 1.1.3 我国本科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与优化的内在驱动 |
| 1.2 理论背景 |
| 1.3 问题提出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章节安排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工程体验的概念内涵综述 |
| 2.1.1 体验的概念与工程体验的本质 |
| 2.1.2 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工程体验的实施阶段 |
| 2.1.3 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范围界定 |
| 2.1.4 21世纪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趋势 |
| 2.1.5 本节述评 |
| 2.2 本科工程教育开展工程体验的研究现状综述 |
| 2.2.1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研究概况可视化分析 |
| 2.2.2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焦点 |
| 2.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主要理论视角 |
| 2.2.4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2.2.5 本节述评 |
| 2.3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3.1 体验开展的内在驱动:隐性知识观 |
| 2.3.2 体验的具体作用过程:体验式学习观 |
| 2.3.3 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与教育模式构建方法 |
| 2.3.4 本节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识别 |
| 3.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1 培养目标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2 课程体系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3 教学方法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4 学习评价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5 师资队伍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6 支撑环境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2 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成效指标 |
| 3.3 本章小结 |
| 4 本科工程教育开展工程体验的多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1.1 案例研究目的 |
| 4.1.2 案例选择与描述 |
| 4.1.3 案例数据收集与分析 |
| 4.2 伦敦大学学院工程科学学院的“交叉整合型”体验 |
| 4.2.1 背景简介 |
| 4.2.2 教育愿景 |
| 4.2.3 教育过程 |
| 4.2.4 支撑条件 |
| 4.2.5 个案小结 |
| 4.3 奥尔堡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的“问题导向型”体验 |
| 4.3.1 背景简介 |
| 4.3.2 教育愿景 |
| 4.3.3 教育过程 |
| 4.3.4 支撑条件 |
| 4.3.5 个案小结 |
| 4.4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的“基于设计周期型”体验 |
| 4.4.1 背景简介 |
| 4.4.2 教育愿景 |
| 4.4.3 教育过程 |
| 4.4.4 支撑条件 |
| 4.4.5 个案小结 |
| 4.5 欧林工学院的“深度融合型”体验 |
| 4.5.1 背景简介 |
| 4.5.2 教育愿景 |
| 4.5.3 教育过程 |
| 4.5.4 支撑条件 |
| 4.5.5 个案小结 |
| 4.6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四维设计型”体验 |
| 4.6.1 背景简介 |
| 4.6.2 教育愿景 |
| 4.6.3 教育过程 |
| 4.6.4 支撑条件 |
| 4.6.5 个案小结 |
| 4.7 案例中本科工程教育工程体验开展的相关经验 |
| 4.7.1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
| 4.7.2 案例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8 本章小结 |
| 5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实证研究 |
| 5.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要素框架及研究假设 |
| 5.1.1 构成要素框架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5.2.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2 数据收集 |
| 5.2.3 统计方法 |
| 5.3 描述性统计 |
| 5.3.1 样本基本信息 |
| 5.3.2 模式要素的描述性统计 |
| 5.4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4.1 信度分析 |
| 5.4.2 效度分析 |
| 5.5 回归分析 |
| 5.5.1 多元线性回归基本问题检验 |
| 5.5.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6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建 |
| 6.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 |
| 6.1.1 聚焦工程技能和态度的培养目标 |
| 6.1.2 综合集成的课程体系 |
| 6.1.3 学生主导的教学方法 |
| 6.1.4 多元严谨的学习评价 |
| 6.1.5 经验导向的师资队伍 |
| 6.1.6 全面协同的支撑环境 |
| 6.1.7 模式构建的三组结构关系 |
| 6.1.8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 |
| 6.2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内在特征 |
| 6.2.1 内在特征一:中介性 |
| 6.2.2 内在特征二:交互性 |
| 6.2.3 内在特征三:协同性 |
| 6.3 本章小结 |
| 7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运行对策 |
| 7.1 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 |
| 7.2 对策一:知行结合,强化工程体验作用 |
| 7.3 对策二:顶层设计,重塑工程体验课程 |
| 7.4 对策三:多管齐下,提升学生主体地位 |
| 7.5 对策四:合理评聘,优化师资队伍质量 |
| 7.6 对策五:内外联动,规范校企合作过程 |
| 7.7 对策六:全面整合,打造教学创新环境 |
| 7.8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国外案例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教师版) |
| 附录4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学生版) |
| 附录5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研究者版) |
| 附录6 :国内调研访谈记录(摘要) |
| 作者简介 |
（5）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动力源 |
| (一)政府持续推动 |
| (二)大学积极行动 |
| (三)市场奋力开拓 |
| 二、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基本模式 |
| (一)计划模式(1978-1992年) |
| (二)计划主导模式(1993-2000年) |
| (三)市场主导模式(2001年至今) |
| 三、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展望 |
| (一)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是必然的 |
| (二)世界需要中国高等教育 |
| (三)开放和包容是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的关键 |
（8）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 11.4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 六、创新之处 |
| 七、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分析 |
| 1.1 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状况 |
| 1.2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 |
| 2.1 归国留学人员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推动作用 |
| 2.2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参与 |
| 2.3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的特征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影响 |
| 3.1 美国华人学者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可能性 |
| 3.2 美国华人学者推动学院或研究机构的改革 |
| 3.3 推进大学的整体改革 |
| 3.4 影响国家科教制度的出台和科研环境的改善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 |
| 4.1 中国的科学研究在世界的影响力显着增强 |
| 4.2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 |
| 4.3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因素分析 |
| 5.1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返迁、环流的因素分析 |
| 5.2 影响回国美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
| 5.3 小结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定义 |
| 1.2.2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 |
| 1.2.3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影响因素 |
| 1.2.4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测度指标与方法 |
| 1.2.5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绩效 |
| 1.2.6 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向 |
| 1.2.7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2.1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理论基础 |
| 2.1.1 科技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人才国际流动理论 |
| 2.2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相关研究方法 |
| 2.2.1 科研履历分析 |
| 2.2.2 科学计量分析 |
| 2.2.3 社会网络分析 |
| 2.3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3.1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概念 |
| 2.3.2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 |
| 2.3.3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运行机制 |
| 2.3.4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现状及模式分析 |
| 3.1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体规模 |
| 3.1.2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发展现状 |
| 3.2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发展历程及政策演变 |
| 3.2.1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战略及政策演变 |
| 3.2.2 中国政府资助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发展现状 |
| 3.3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总体特征 |
| 3.3.1 研究思路 |
| 3.3.2 数据说明 |
| 3.3.3 中国高被引学者跨国流动的总体特征 |
| 3.4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分析 |
| 3.4.1 流动形式和阶段 |
| 3.4.2 流动方向和规模 |
| 3.4.3 流动频次和时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与国际科学合作网络 |
| 4.1 跨国流动与国际合作 |
| 4.1.1 研究综述 |
| 4.1.2 研究问题 |
| 4.1.3 数据说明 |
| 4.2 中国高被引学者国际科学合作产出论文总体水平 |
| 4.2.1 国际合着论文产出总量及发展趋势 |
| 4.2.2 国际合着高影响因子论文产出情况 |
| 4.3 中国高被引学者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特征 |
| 4.3.1 国际科学合作网络总体特征 |
| 4.3.2 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国家地位分析 |
| 4.3.3 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作者地位分析 |
| 4.4 中国高被引学者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分析 |
| 4.4.1 国际科学合作的国别模式 |
| 4.4.2 国际科学合作的学科模式 |
| 4.4.3 国际科学合作的基金资助模式 |
| 4.4.4 国际科学合作的主导-从属模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测度 |
| 5.1 研究问题 |
| 5.1.1 人才流动、科学合作与科研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
| 5.1.2 研究问题 |
| 5.2 高被引学者跨国流动对国际科学合作的影响 |
| 5.2.1 研究假设 |
| 5.2.2 数据、变量及模型 |
| 5.2.3 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
| 5.2.4 模型选择 |
| 5.2.5 回归结果 |
| 5.3 高被引学者跨国流动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数据、变量及模型 |
| 5.3.3 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
| 5.3.4 模型选择 |
| 5.3.5 回归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测度 |
| 6.1 研究问题 |
| 6.1.1 人才流动、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 |
| 6.1.2 研究问题 |
| 6.2 中国千人计划创业人才的跨国流动特征 |
| 6.2.1 数据说明 |
| 6.2.2 创业千人跨国流动的总体特征 |
| 6.2.3 千人计划创业企业的总体特征 |
| 6.3 中国创业千人跨国流动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案例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 |
| 6.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
| 6.3.3 案例分析 |
| 6.3.4 理论模型 |
| 6.4 中国创业千人跨国流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测度 |
| 6.4.1 研究假设 |
| 6.4.2 数据、变量及模型 |
| 6.4.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关系 |
| 6.4.4 回归结果 |
| 6.4.5 结果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引进和用好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建议 |
| 7.1 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吸引高端科技人才的战略、政策和计划 |
| 7.1.1 不断完善移民制度,吸纳高端科技人才 |
| 7.1.2 扩大国际学生规模,留住优秀留学人才 |
| 7.1.3 设立科研资助计划,集聚全球科技人才 |
| 7.1.4 注重国际科技合作,促进高端人才环流 |
| 7.1.5 设立海外引才机构,多种渠道网罗人才 |
| 7.1.6 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留住海外顶尖人才 |
| 7.2 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和发挥作用现状分析 |
| 7.2.1 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与实施现状分析 |
| 7.2.2 海外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和发挥作用情况分析 |
| 7.3 引进和用好我国高端科技人才的问题分析 |
| 7.4 引进和用好我国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建议 |
| 7.5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拥有美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最多的前21所大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3]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D]. 刘坤. 天津大学, 2020(01)
- [4]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D]. 李肖婧. 浙江大学, 2019(02)
- [5]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J]. 别敦荣,亢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05)
- [6]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A]. 别敦荣,亢萌.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201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论文集, 2019
- [7]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J]. 常桐善. 复旦教育论坛, 2019(05)
- [8]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9]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10]中国高端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及影响研究[D]. 杨芳娟. 北京理工大学, 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