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与“众善”（论文文献综述）
王文东[1]（2021）在《东亚视域下的朱子德性论结构和特色——兼与朝鲜新儒学李退溪思想的若干比较》文中研究指明德性论是以德性（或美德）概念为伦理问题探讨的中心或基础,传统意义上它探讨的重点是"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予以探讨"人应该如何行动"并论证或说明与行为合理性的规范伦理有着显着的区别。从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德性"问题因广受哲学关注而进入前沿领域,而新近研究表明,"德性"已逐步成为目前中国哲学、伦理学探讨之核心议题。①现代性道德境遇中作为现代性动力与组成部分的自我对善的追寻与认同,离不开对传统德性论的研究。发端于张载及程颢、程颐等人的宋明理学德性论基本立场在朱熹（1130—1200）学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子发展出一系统的、影响及于东亚儒学的仁学德性论,16世纪的理学（新儒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是这一德性论的传播者和拥护者,
王毓[2]（2021）在《国民政府时期佛教基层组织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动——以浙江鄞县庙产纠纷为例》文中提出本文选取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鄞县为样本,研究当地寺庙与地方势力间的不同类型的庙产纠纷,借以观察当时普通寺庙、佛教基层组织与地方势力间互动,了解普通僧团的生存状况以及基层佛教组织的作用和运行方式,从而加深对民国佛教生存环境及其现代转型情况的理解。辩证地看待当时的庙产纠纷可以发现,庙产纠纷一方面给民国佛教改革发展制造了障碍,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刺激了民国佛教现代转型。
许伟[3]（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杨学祥[4]（2020）在《《文言传》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言传》是专门阐释乾坤二卦的篇目,对于乾坤二卦的修己安人之道阐发尤详。第一章首先讨论《文言传》的题名内涵问题。“天地之文”是《文言传》题名取义所本。《周易》中的天地之文即天地生物、成物之象所蕴涵的理序,人文是圣王法天牧民所遵循的理则伦序。《文言传》以“文德”贯通天地之文与人文、天地之道与人道。“文德”即仁德、易道生生之德。乾坤二卦作为生生之本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此生生之易道、天人贯通之“文德”,故阐释乾坤二卦德义之辞题名“文言”。第二章讨论《文言传》的文本与思想资源问题。《文言传》的产生吸收、融合了先秦诸家思想,但其整体价值取向则为儒家思孟学派。《文言传》的文本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在孔子之前即已存世的春秋早期易学解释,也包含有孔子遗教以及思孟学派的思想。第三章讨论《文言传》的易学诠释方法问题。《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遵循了三个根本原则:以人道的视角推阐天道;言内圣必及外王,言道德必及事功;乾刚坤柔,乾健坤顺。《文言传》对乾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不只是自己,而是囊括了万事万物的。《乾·文言》的眼光是开阔的、推广的、包罗万物的。《文言传》对坤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自性、自身。《坤·文言》的眼光是向内的、凝聚的,就是要把自身看得通透、自性养得通明。在此基础上发用之于现实的政治治理、社会建设,也要成就一个通透、通明的事功。《文言传》的象数体例,如正中说、三才分位说、正位说、重刚说都具有一定的自身特色。第四章讨论《文言传》中的天地化生之道问题。《文言传》的天地之道思想,既有宇宙生成论层面乾坤二元生化功能的描述,也有宇宙本体论层面的内容。宇宙论方面,《文言传》在生成论上以乾坤代表易道的两种功能,乾元创生,坤元顺乾成物,元亨利贞即乾坤生化的过程。在本体论层面《文言传》则以易道为本体,乾元表创生性能,坤元表贞定性能。乾元因统坤元而亦可代表本体。人禀受于乾元的本性就是元,也即仁,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合一的。在阴阳观念的运用上,《文言传》重视对乾坤主从关系的抉发,以阴阳感应观念揭示天人一体同构的宇宙论思想,同时还蕴涵了阴阳和合、阴阳互含、阴阳转化等方面,并具有明显的扶阳抑阴的倾向。第五章探讨《文言传》中的人文化成之道问题。人道思想是《文言传》的最终理论目标所在。《文言传》的人道思想广泛涉及性情论、德性论、价值观、治道思想诸层面。性情论方面,《文言传》的性情论以“性”为万物本性,以“情”为性的功能性发用。《文言传》以乾元之善的发用过程引出性情关系,是主张性善情也善的。《文言传》的理论目标是成就人的德性。元亨利贞落实到人则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由此获得了形上的本体依据。龙的意象表征的是天道流行,寓意天地人的一体同构。龙德即圣人之仁德、文德。“君德”为君主、大人之德。“天德”即乾元之德。价值观方面,《文言传》主张义利统一,以义规定利,以利推广义。在德业观上则认为德因业而显,业因德而广。“积善有庆”是对于德行之善恶与祸福关系问题的典型论述。《文言传》整体上可以看做一套政治哲学,其最终理论指向是内圣外王。在君子之道层面《文言传》提出了兼顾知行、德业的工夫论。“体仁”的概念是《文言传》的独创。“体仁”即体本体之仁。君子之体仁,体之于身、发之于行,成就人文化成的治世之功。《文言传》认为在时遇不可用或者自身德行尚未有所成就之时,君子应潜隐修德、积蓄力量。“闲邪”是自我省察防患未然。“存其诚”是贞定住真诚无妄的道德主体。“闲邪”工夫之内在层面就是使心中的意念皆归于正,外在层面就是于日常所言无不信实,日常所行无不谨慎。其具体展开则为言信行谨、忠信进德与修辞立诚的工夫。信是真心诚意,不虚伪。信实与谨慎是在言语行动中体现的,也是要通过言语行动的锻炼方能养成。忠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还特指臣下对君主应尽的道德职责。“修辞立其诚”即通过言辞来彰显、挺立诚实之德。“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的内在理路是穷理与尽性的统一。“知至至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目标,而去努力达到;“知终终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无有终成之时,而能够终生贯彻到底。前者偏于进德来说,后者则偏于修业来说。这一模式还体现为“学聚问辩”与“宽居仁行”的统一。“学聚问辩”讲的是进德穷理的方面;“宽居仁行”讲的则是体悟践行方面。“辩德”是在事物初始阶段就能够辨别它的吉凶善恶属性,“积善”就是选择并坚持一直做善的事,积累蕴含于其中的善的德性。《文言传》最先将“敬”视为修养工夫论之重要概念。敬是使心志专一,义是使行事合宜。敬义皆内在于心,只是在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内外之别。《坤·文言》认为臣道当内涵中正之德,从君事,终君业,功成不居而归美于君。《乾·文言》认为君道当刚健中正,遍利万物,上继乾元始物之德,下辅万民性情之正。君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德”“化成天下（上治）”“悠久不息（天下治）”三个方面。“天人合德”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主体与易道生生之德合一的存在状态。《文言传》中的“圣人”具有鲜明的内圣外王品格,内蕴至善之德,外现覆载天下之业。“化成天下（上治）”的价值理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太和”是宇宙之本然的终极和谐状态,“悠久不息”（天下治）就是“太和”之境界。总之,《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是从天道变化中体悟价值根源的进路,乾元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大本大源。《文言传》以德性观念为核心,以进德修业为宗旨,君子通过体仁、闲邪存诚等工夫在知行交进中证成本具的“文德”,并同时显发为安人、安百姓的盛德大业。
赵化雨[5]（2020）在《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社会现象观察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学者较少涉及的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法师的净土思想,梳理了印光法师专修净土法门的原因、密护其他宗派的方法以及处理儒佛关系的策略。正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印光法师净土思想形成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面对近代社会旧礼教的崩坏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印光法师从信仰的角度以其净土判教观与修学观提出治理社会的一套新方法、新体系。净土判教观认定净土念佛法门乃“特别法门”,从时代性、难易性、大众根性等不同方面突出其特殊性和优越性。净土修学观则是印光在承接古说的基础上,强调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往生净土的重要方法,“信愿行”是必备条件,“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的境界,而“带业往生”是净土行门优越性的体现。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印光法师所认为的净土宗与禅宗、华严宗以及天台宗的关系。宋代以降,禅净二行门处于佛教主流位置,印光法师认为禅宗经典比较深奥,依文解意会误入歧途;净土行门可以接引不同根机的大众,比禅宗更有保障性。印光法师在考察华严宗时,尤其重视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并以此作为导归西方净土的理论依据。净土宗与天台宗的关系紧密,印光法师仍以天台宗的理论教义与祖师行迹劝进修行者归宗净土。第三部分总结了印光法师对儒佛关系的定义。“十三经”是儒学经典,印光法师从小便受此熏陶,待出家弘法时仍大量宣传儒学真义、刊印儒学典籍。以此为基,印光法师总结了儒佛共尊的忠孝思想,把“忠孝”的内涵放大,视“忠孝”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基础,是建功立业的纲领、是成圣成贤的基石。“八句教”虽出自彻悟禅师语录,但被印光法师视为会通儒佛关系的精髓。结合儒佛经典,印光法师认为儒佛关系是“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并以佛为主、以儒从之。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的总体特征在于其思想的圆融性与时代性,即圆融各个宗派,最后导归净土,结合乱世环境和大众根机背景而提出一套治理乱世、安顿身心的信仰体系。
王岩[6]（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文爱群[7]（2020）在《浅析东岳庙茶会碑中的茶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东岳庙现存的茶会碑文中,蕴含着丰富的茶德思想,以茶为媒介,向社会传递崇德向善、以仁待人的精神。通过捐己赀、施茶、舍豆等义举彰显自我奉献精神。这些思想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利用茶德引导人们化俗修德、洁身向善不啻为一条通达的途径。对于加快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雯洁[8]（2019）在《杨贤江德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杨贤江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德育思想,分析德育现象,阐明德育理论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指导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德育思想,为当代中国在青年学生的德育工作方面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以杨贤江德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从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对其德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杨贤江德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这部分以政治、经济、文化为视角,分析了杨贤江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对西方德育思想的借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这三方面。第二章:杨贤江的新道德观和德育思想的内容。这部分首先阐明杨贤江新道德观的内涵,即道德是变迁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活动的。接着,重点论述杨贤江德育思想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德育目标,即培养具有“众善”思想之人和培养具有“自动”能力之人;二是涵盖六个方面的德育内容,即革命人生观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心理品质教育、行为养成教育;三是德育方法,即集体训练法、个别接触法和社会实践法。第三章:杨贤江德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首先,总结分析杨贤江德育思想的重要贡献;其次,根据杨贤江德育思想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探讨了其对当代中国德育工作的启示。
安瑾煜[9]（2019）在《明清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通过对云冈石窟历代修造的梳理,对窟前和窟顶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以及对明清遗存的调查,发现明代修筑云冈下堡时的选址对石窟的破坏是最小的,云冈上堡之下应有北魏宗庙建筑遗址,云冈上、下两堡的南北中线之间恰好是昙曜五窟。云冈堡经历了由驿站到民堡再到军堡,最后发展为村镇的过程。明代云冈堡的修筑促使清代将寺院由窟顶移至窟前。论文通过分析清代云冈石窟修造活动的组织者、修造对象、资金来源等,提出清代修造形成了以第6窟为主殿,以第6窟佛阁、天王殿、山门、戏台为中轴线,窟前建殿、前院后殿的中国石窟寺格局。清代修造是对中部窟群前的北魏、辽金云冈石窟前殿后窟、窟顶建寺的整体格局的继承、发展。明清时期的修造导致东、中、西三部分石窟的不同经历,东部洞窟和云冈堡以外的西部洞窟不是明清重点修造范围,无人看管,丢失佛头最多,保存状况最差;中部洞窟造像因清代屡次重修,虽包泥彩绘对部分造像造成损坏,但也因重修而有人保管,幸免于被疯狂盗凿的厄运;位于西部洞窟前的云冈下堡逐渐发展为村镇,堡内的洞窟被居民占据,导致洞窟环境恶劣,个别造像甚至被整身盗凿。
张健旺[10]（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指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二、“仁”与“众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仁”与“众善”（论文提纲范文）
（2）国民政府时期佛教基层组织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动——以浙江鄞县庙产纠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民政府时期庙产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
| (一)清末以来的历史遗留原因 |
| (二)民国政府废除迷信、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现实原因 |
| (三)僧团腐败、管理落后是内部原因 |
| 二、庙产纠纷的三种类型 |
| (一)庙产兴学运动中的庙产纠纷 |
| 1.东胜小学租屋纠纷：政府与寺庙间的庙产纠纷 |
| 2.仁寿庵庵产纠纷及延寿王寺认捐纠纷：士绅与寺庙间的庙产纠纷 |
| (二)非兴学原因的庙产纠纷 |
| 1.军队占用寺院例 |
| 2.地方政府占用寺庙例 |
| 3.地方党部占用寺庙例 |
| (三)寺庙间的庙产纠纷 |
| 三、各方势力针对庙产纠纷的不同反应 |
（3）《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文言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言传》之题名内涵 |
| 第一节 《文言传》题名的内涵 |
| 一、《易传》各篇之命名特点 |
| 二、《文言传》题名内涵的现有解释 |
| 三、天地之文与人文: 刚柔交错与文德教化 |
| 四、从《文言传》看天地之文与人文的贯通 |
| 第二节 追溯文德之源: 礼乐精神与文王之德 |
| 一、文德源于礼乐之教 |
| 二、文德非文饰之德 |
| 第二章 《文言传》之文本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文言传》之文本问题 |
| 一、与传世文献之比较 |
| 二、与马王堆帛书《易传》之比较 |
| 三、《乾·文言》与《坤·文言》比较 |
| 四、《文言传》异文问题 |
| 五、《文言传》定本时间问题 |
| 第二节 《文言传》之思想资源问题 |
| 一、《文言传》与道家思想 |
| 二、《文言传》与儒家思想 |
| 第三章 《文言传》之易学诠释方法 |
| 第一节 据辞言理的模式与原则 |
| 第二节 独特的象数体例 |
| 一、正中 |
| 二、三才分位 |
| 三、正位 |
| 四、重刚 |
| 第四章 《文言传》中的天地化生之道 |
| 第一节 乾元与仁体 |
| 第二节 元亨利贞 |
| 第三节 阴阳观 |
| 一、阴阳感应 |
| 二、扶阳抑阴倾向 |
| 第四节 鬼神观 |
| 第五章 《文言传》中的人文化成之道 |
| 第一节 心性论 |
| 一、性情论 |
| 二、德性论 |
| 第二节 价值观 |
| 一、义利统一:利者义之和 |
| 二、德业相长:进德修业 |
| 三、德福相因:积善有庆,以德受福 |
| 四、终日乾乾,及时而进 |
| 第三节 内圣外王的治道思想 |
| 一、君子进修之道 |
| 二、君臣平治之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的形成背景及内容 |
| (一) 时代背景及印光生平 |
| (二) 印光法师的净土判教观 |
| (三) 印光法师的净土修学观 |
| 1、《圆通章》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
| 2、念佛往生的条件 |
| 3、一心不乱与带业往生 |
| 二、印光法师论净土与诸宗关系 |
| (一) 净土与禅宗 |
| 1、印光法师对禅宗经典的考察 |
| 2、印光对禅净的判别 |
| (二) 净土与华严宗 |
| 1、印光法师的华严经观 |
| 2、十大行愿与净土法门 |
| 3、印光法师的四法界观 |
| (三) 净土与天台宗 |
| 1、印光法师的法华经观 |
| 2、印光法师的天台学观察 |
| 三、印光净土思想与其儒学思想之关系 |
| (一) 印光法师对儒家典籍的研习 |
| (二) 印光法师的忠孝思想 |
| (三) 印光法师的儒佛关系论 |
| 1、八句教 |
| 2、从学儒辟佛到以佛摄儒、儒释一贯 |
| 四、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杨贤江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杨贤江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杨贤江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政治背景 |
| 二、经济背景 |
| 三、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杨贤江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 |
| 二、对西方德育思想的借鉴 |
|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 |
| 第二章 杨贤江的新道德观和德育思想的内容 |
| 第一节 新道德观 |
| 第二节 德育目标 |
| 一、培养具有“众善”思想之人 |
| 二、培养具有“自动”能力之人 |
| 第三节 德育内容 |
| 一、革命人生观教育 |
| 二、时事政治教育 |
| 三、爱国主义教育 |
| 四、集体主义教育 |
| 五、心理品质教育 |
| 六、行为养成教育 |
| 第四节 德育方法 |
| 一、个别接触法 |
| 二、集体训练法 |
| 三、社会实践法 |
| 第三章 杨贤江德育思想的重要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杨贤江德育思想的重要贡献 |
| 一、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引入德育理论 |
| 二、创造性地把与时俱进观念融入德育实践中 |
| 第二节 杨贤江德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培养青年的高度自觉性,养成独立人格 |
| 二、培养青年的革命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培养青年的爱国精神,服务社会大众 |
| 四、注重青年的素质教育,塑造“全人”人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明清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历代对云冈石窟的修造 |
| 第一节 云冈石窟的开凿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 |
| 第三节 辽金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 |
| 第二章 明代云冈石窟的修造 |
| 第一节 明代大同的军事地位 |
| 第二节 成化、嘉靖年间云冈下堡的修造 |
| 第三节 万历年间云冈上堡及两堡间连墙的修造 |
| 第三章 清代云冈石窟的修造 |
| 第一节 早期官方重修云冈石窟 |
| 第二节 中晚期寺僧募化续修云冈石窟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修造对云冈石窟的影响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修造与云冈石窟格局的改变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修造对三部分洞窟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推证“读书种子”名义 |
| 第一节 “廉耻之道”与“有耻之士” |
| 第二节 “躬行君子”与“读书君子” |
| 第三节 “六艺之学”与“读书种子” |
| 第四节 “士之典范”与“读书种子” |
| 第五节 “古今仁圣”与“读书种子” |
| 第六节 “习气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七节 “知识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一章 “劲节不同群”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
| 第一节 “优美门风”与“自立其志” |
| 第二节 “善学君子”与“六艺之学” |
| 第三节 “不寻俗好”与“独契前贤” |
| 第四节 “勇于自治”与“修身为本” |
| 第五节 “纷纭野鸟”与“圣学真凤” |
| 第二章 “狷介独行”的“读书种子”宋濂 |
| 第一节 “文章知己”与“文章种子” |
| 第二节 “逢缘遇境”与“一变至道” |
| 第三节 “素狷之士”与“狷者一狂” |
| 第三章 “独行违俗”的“读书种子”王阳明 |
| 第一节 “遭遇患难”与“返之六经” |
| 第二节 “媚世乡愿”与“乡愿意思” |
| 第三节 “素狂之士”与“素刚之士” |
| 第四节 “有道学问”与“圣贤血脉” |
| 第五节 “忠信之道”与“良知之学” |
| 第四章 “宏览博物”的“读书种子”方以智 |
| 第一节 “世家子弟”与“故家旧味” |
| 第二节 “读书之士”与“博学君子” |
| 第三节 “娟而狂者”与“旷达之士” |
| 第四节 “破家之子”与“异类中行” |
| 第五节 “孝悌之道”与“天地孝子” |
| 第五章 “行己有耻”的“读书种子”顾炎武 |
| 第一节 “读书世家”与“奇质嘉种” |
| 第二节 “诗文种子”与“学问种子” |
| 第三节 “立人大节”与“行己有耻” |
| 第四节 “博学于文”与“临文主敬” |
| 第五节 “典型未往”与“树式后辈” |
| 第六章 “不随众狂”的“读书种子”王夫之 |
| 第一节 “弘道之人”与“豪杰之士” |
| 第二节 “正学醇儒”与“读书种子” |
| 第三节 “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 |
| 第四节 “观其所恒”与“依然故旧” |
| 第五节 “天地元气”与“圣贤学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仁”与“众善”（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视域下的朱子德性论结构和特色——兼与朝鲜新儒学李退溪思想的若干比较[J]. 王文东. 朱子学研究, 2021(01)
- [2]国民政府时期佛教基层组织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动——以浙江鄞县庙产纠纷为例[J]. 王毓. 宗教学研究, 2021(02)
- [3]《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4]《文言传》思想研究[D]. 杨学祥. 山东大学, 2020(04)
- [5]印光法师净土思想研究[D]. 赵化雨. 苏州大学, 2020(03)
- [6]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7]浅析东岳庙茶会碑中的茶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文爱群. 北京民俗论丛, 2020(00)
- [8]杨贤江德育思想研究[D]. 黄雯洁. 深圳大学, 2019(09)
- [9]明清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研究[D]. 安瑾煜.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